田伯烈 (Harold J. Timperley) 是一位曾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记者，他亲历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1—1945）爆发前夕及战争期间的动荡岁月。他曾担任多家新闻媒体的驻华记者，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暴行。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是他编著的一本书。书中既包含对那段经历的触目惊心的叙述，也收录了相关官方文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真相，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留下了中国平民和无武装士兵所遭受暴行的第一手见证。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北京太和智库的评论员兼高级研究员艾那·唐根（Einar Tangen）对本书内容进行了反思，揭露人类残忍的本性，以及那些曾经推动战争暴行的意识形态与当代政治趋势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资料图）

　　战争不仅仅是军队或意识形态的冲突——它更是一座熔炉，揭开人性最黑暗的角落。在旗帜与演说的表象下，战争将人变为野兽，被那些操纵恐惧、骄傲与仇恨的恶魔所驱使，堕入非人之境。南京大屠杀便是这种人性扭曲的最骇人例证之一：那一刻，普通士兵在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至上观念的蛊惑下，对无辜平民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

　　本文探讨了这些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并非偶然的暴力爆发，而是政治野心与文化灌输精心操纵的结果。

　　从古代的征占到当代的民粹主义，残酷的血脉从未断绝。若我们不直面这一现实，它将继续撕裂人类共同的人性纽带。

　　人沦为兽：被恶魔逼至惨无人道

　　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过去八十年。然而，不幸的是，在许多层面上，这场战争并未真正结束。直到今天，那些战败者依然以自欺的伪善之词歪曲历史事实——他们告诉下一代，南京只是一个“意外”，而日本唯一的“罪过”只是战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战争既不是人类邪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

　　在田伯烈的回忆录《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他不遗余力地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并能核实的事件——无差别的杀戮、强奸与拷打，不分男女老幼；还有一些带着悲剧性讽刺的场景：例如日军在屠杀了电厂的平民工人后，又试图重启电厂。他痛斥那些发动战争的蠢人——他们通过非人化的宣传煽动野蛮屠戮，组织大规模的掠夺与洗劫。他还详细描述了军官未能约束，有时甚至鼓励下属，纵容他们以活人为靶子练习刺刀的行为。

　　虽然这些记述为战争暴行留下了详尽的账簿，却未能进一步探讨这些事件与过往殖民征服之间的联系，也未能回答人类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本文正是试图谈论这一更为迫切且宏观的视角。

　　人类的历史浸透着血腥。东征的十字军披着宗教的外衣，以“拯救灵魂”的名义屠戮整座城池；成吉思汗的征伐让城郭化为灰烬，白骨堆叠成山；古罗马更将残酷制度化，把处决变成娱乐，把征服演成盛典。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通过恐怖手段彰显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机械化战争、堑壕屠杀、化学武器的使用，使世界震惊于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也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必须设限。《日内瓦公约》旨在减轻战争对士兵与平民造成的伤害。然而，它做出的承诺——哪怕在战争中，人性也不应被彻底抛弃，是脆弱的。承诺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人类遵守它的意愿有多强。

　　怪物制造机

　　日本从一个孤立的群岛迅猛得转变为强大的帝国。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抵达，打破了日本数百年的闭关自守。随之而来的明治维新，引入工业化、军事化，并掀起一股追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民族主义热潮。

　　为了为扩张寻找正当理由，日本宣扬反殖民叙事——宣称自己有必要将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实际上，日本复制了殖民暴行。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系统性抹去其语言与文化。学校教授日本历史，宣扬日本优越论；抵抗被镇压。这一模式，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蓝图。

　　中国，这片辽阔而分裂的土地，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与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成为日本侵华的借口。日本精英将战争包装为“文明使命”，实则追求统治。宣传机器将中国人民描绘为劣等，为大规模去人性化奠定了基础。

　　野蛮从语言开始。日本教科书灌输种族优越论。士兵被教育将中国平民视作障碍而非人类。上级的命令鼓励残暴，将杀戮视为职责。

　　群体心理起了作用。在战争的混乱中，道德界限模糊。士兵失去个人责任感，成为集体暴力的工具。羞耻感被服从与恐惧掩埋。转变完成：公民变为掠食者，而怪物则戴上领导的面具。

　　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入侵南京。随后六周，恐怖笼罩全城。由传教士、外交官和记者保存下来的目击记录，描绘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了这些证据，一桩一件都是恐怖的碎片。

　　平民被大规模处决。妇女遭强奸、摧残与杀害。儿童亦未幸免。城市基础设施被破坏——不是为了战略利益，而是为了制造恐怖。发电厂因工作人员被杀害而瘫痪，列车被劫以运走抢夺的财物，城市遭到狂轰乱炸。这不是征服——这是灭绝。

　　在血腥中，一些外国人挺身而出。德国商人、纳粹党员约翰·拉贝设立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其学校保护了妇女。他们的外国身份赋予了他们影响力。

　　南京大屠杀并非特例，它是连续暴行的一部分。十字军东征、蒙古入侵、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征服——都以去人性化和恐怖为特征。20世纪又增添了新的篇章：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卢旺达、叙利亚。

　　法西斯主义的阴影重现

　　法西斯主义依靠恐惧而滋生。它将领袖神化为救世者，将“他者”妖魔化，并压制异议。日本的战时意识形态本质上具有法西斯特征——军事化、排外主义与极权主义。

　　然而，法西斯主义并未在1945年消亡。它退却、变异，又重现。今天，全球的民粹领导人承诺以简单方案解决复杂问题，他们将移民、少数群体与异议者作为替罪羊。在以色列，民族主义言辞导致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在欧洲，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崛起，主张种族主义、反移民政策，并对法西斯抱有怀旧情绪。

　　这些手法与过去惊人相似。导致人性丧失的罪魁祸首并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标签。

　　然而，记忆会淡化，世代会更替。若不与个人的切身感受关联起来，南京大屠杀的警示意义会逐渐减弱。这些暴行并非历史遗迹——它们必须成为警示：有朝一日，这样的悲剧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记录暴行，就是拒绝遗忘。我们必须牢记的不仅是事实，更是文明的脆弱性。我们必须直面内心的黑暗，识别那些意图释放它的怪物。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循环，让战争非人的残暴不再束缚我们的灵魂。

　　翻译：康偲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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