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五年规划的成功实践，既彰显制度优势，又面临外界误读。为此，周报君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撰文，深度阐释五年规划的制度逻辑，解读"十五五"新动能。

　　2月22日，游客在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踏浪戏水。（新华社）

　　五年规划之所以适合中国，在于其根植于中国国情。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五年规划能够统筹全局，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方向，协调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发展节奏，避免各自为政和盲目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任务艰巨且具有阶段性特征。五年规划以五年为周期，将长远目标分解为阶段性任务，既立足当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可操作性和连续性。

　　各国都认识到了长期战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西方市场经济体如美国，通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德国也提出“能源转型2050”计划，旨在实现能源体系的低碳化。但不同之处更为显著，西方的长期战略更多依托市场机制，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和补贴等方式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中国的五年规划则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参与和干预的程度更大，同时“有为政府”也努力改善市场环境和市场基础制度，为“有效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服务。政府不仅制定战略目标，还通过规划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创造发展环境。

　　计划经济2.0？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年规划的角色发生了深刻且意义重大的转变。在体制基础层面，它从“计划”变为“规划”，指令性色彩大幅淡化，成为市场与政府协同配合的关键纽带，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预期。内容范畴上，不再局限于工业建设，而是广泛覆盖社会、科技、生态、民生等多元领域——“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纳入其中，正是这一演变的体现。功能定位方面，从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转变为宏观战略引导，为市场主体指明发展方向。

　　编制方式上，告别了过去的封闭决策模式，走向开放参与。通过重大课题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建言等方式，广泛吸纳各方智慧，让规划更具科学性与民主性。执行机制上，从行政命令驱动转变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现了从直接干预企业到间接调控企业的转变。政府通过政策协同引导市场，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保障上，《国家发展规划法》明确了其统领地位，构建起覆盖规划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

　　2月11日，在北京京东MALL双井店，一家国产品牌销售门店在柜台上摆放着2026年国补的宣传标识。（新华社）

　　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制度安排，其核心在于平衡“国家战略”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国家战略通过五年规划明确发展方向、设定战略目标、完善政策框架，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和长期导向；市场则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机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国家战略为市场提供宏观指导和制度保障，避免市场失灵和盲目性；市场则为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和动力支持。这种结合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种“适应性宏观计划与激励性目标治理”的组合——既具有宏观战略层面的计划性，又能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既注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也鼓励自下而上的灵活创新，综合运用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进行激励和约束。

　　进入“十五五”时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呈现新特点。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加凸显，政府将进一步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完善市场规则、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有为政府的作用将更加精准和高效，政府将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通过制定和实施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资源向国家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此外，“十五五”时期还将更加注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创新生态、绿色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划会扼杀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崇尚冒险、试错与颠覆；规划则侧重预期管理和稳定保障。二者看似矛盾，实则也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长期规划为企业家精神注入“定力”。在市场浪潮中，企业家常面临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抉择。明确的政策导向和稳定的发展预期，让企业家能安心规划、大胆投入，不必因短期波动而瞻前顾后。

　　规划也是企业经营的“导航仪”。通过宏观布局为企业指明发展方向，避免盲目探索。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引导企业将资源聚焦于关键领域，提高创新效率；配套的税费优惠、财政支持等政策激励，降低了企业创新成本；规划还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要素集聚，为企业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4月7日，在广州海珠区的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工作人员对机器人在超市模拟环境下分拣货物进行训练。（新华社）

新动能如何培育？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最需抓住的新动能在于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与内需主导的服务消费升级。这两大动能既是对传统增长模式的突破，也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全新范式。

　　新质生产力方面，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正催生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万亿级产业集群。与传统动能依赖要素投入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场景—生态”的协同创新——政府不再直接干预技术路线，而是通过构建创新生态、完善数据确权等制度供给，降低市场试错成本。

　　服务消费升级方面，2026年1—2月，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文旅、健康、数字消费等新业态成为增长主引擎。服务消费个性化、体验化的特征，要求市场主体更精准捕捉需求变化，“市场主导需求、政府优化环境”的分工，避免了行政干预对市场活力的抑制。

　　与传统动能相比，新动能培育中政府角色正在从“主导者”转向“协同者”：在创新领域，通过创新机制激发企业主体性；在消费领域，以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市场则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集聚。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既避免了“一放就乱”的市场失灵，也防止了“一管就死”的政府越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责编：张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