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所著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不单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更是一种证明，为正在进行的记忆战争提供了有力武器。从开篇起，这本书的定位就不是一部冷静的学术论文，而是用一种直击人心、令人挥之不去的沉浸式叙述，让读者深切感受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发生的人类悲剧。

　　通过将中国幸存者的证词、日本士兵和其他国家目击者的日记编织在一起的意识流叙事，作者让读者直面当时的混乱、恐怖和残酷。这种行文风格的选择是基于深思熟虑的道德立场。本书强调，南京大屠杀不该，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场关于数字和时间的枯燥辩论。这是中国民族苦难的重要篇章，是一项反人类罪行。否认与淡化这段历史的行为，正是导致其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

　　作品持久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直面了一个痛苦的真相：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势力从未根除。他们只是做了改变，从军事侵略转向了一场复杂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除了记录了这场暴行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否认历史行为从战时根源到当代死灰复燃的连续性，还对当今全球法西斯倾向的抬头发出了至关重要的警示。

　　图为《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资料图）

　　身临其境的证词：关于暴行的事实

　　何的叙述从开始就是惨烈的，突出南京陷落前的悲剧性讽刺与背叛。他将中国士兵被要求的“拼死抵抗”的口号与蒋介石和唐生智将军的实际行作了对比——领导人在没有组织有效撤退、也未确保平民安全的情况下逃离了城市。

　　他们的失职使数十万士兵和平民被困，暴露在逐步推进的日本军队面前。

　　本书的主体是关于随后发生的暴行。何收集了关于谋杀、强奸、掠夺和破坏的记录，这并不是为了陷入统计数字的争论，而是通过重复和情感力量来凸显屠杀的巨大规模和恐怖。残暴以个人化、详尽的方式呈现：读者不仅仅被告知“许多人被杀”，而且能够从母亲眼中的恐惧、战俘的绝望、杀手冷酷高效的行动中感受到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精心选择的、有力的叙事策略。它揭示了将人间悲剧简化为冷冰冰统计数字争论背后的失德。

　　通过聚焦于当事者的亲身经历，再也无人能够否认这一惨剧，使那些试图抹去历史的冷酷政治游戏无法成立。

　　更重要的是，他还融入了外国目击者的证词，例如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这些证词源于他们非凡的勇气与人道责任，为事件提供了一层不可否认的、中立视角的可信性。然而，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他们作为证人的必要角色也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这些西方人来自殖民中国的西方列强。正是他们祖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塑造了日本试图统治的帝国秩序，而他们却成为中国遭受的苦难的关键证人。这一现象本身就揭示了长期困扰亚洲历史叙事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尽管已有美籍作家张纯如1997年的开创性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公认为唤醒西方意识的重要作品，何的关注点仍牢牢放在第一手资料上，建立起独立于任何单一解释者的不可动摇的证据基础。

　　否认的背后：从战时的法西斯主义到当代的修正主义

　　或许本书最关键的贡献在于，它对大屠杀及后来试图否认历史事实背后的意识形态所做的有时隐晦、有时直率的探讨。书中收录的一名日本士兵的证词尤其发人深省。他描述了一个系统化的过程——羞辱、折磨和洗脑，如何将普通人转变为冷酷无情的杀手。这种仪式化的暴力正是法西斯主义运作的机器——一种对同情心的有意侵蚀，以及对特定“他者”的盲从和残忍的培养。

　　这种法西斯逻辑正是将1937年的行凶者与今日否认者联系起来的线索。何建明的研究涉及了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大思潮，即便他并未具体点名。所谓的传统派、中间派和修正派之间的争论，并非出于真正的学术分歧，而只是一种政治烟幕。

　　·修正派（否认/幻象派）：与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有最直接的血脉联系。最初完全否认大屠杀，如今则采取“部分否认”的态度，毫无逻辑地低估死亡人数，并为杀害战俘辩护。他们的论点不是出于真诚的求真，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视图洗白罪恶历史，精准地反映了当年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宣传逻辑。

　　·中间派（最小化派）：虽然承认部分过错，但通过否认暴行的系统性，并排除平民死亡人数，玩弄危险的“折中”游戏。这种“中间路线”最终将事件美化，并为修正主义项目披上虚假的客观外衣。

　　·传统派（大屠杀派）：基于压倒性证据，承认悲剧的全貌，其认识部分与历史真相相符。

　　战后政治安排扭曲了日本公众对这些罪行的理解。战犯审判本应揭示真相，却被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突然中断。通过典型的冷战式的交易，美国收编了731部队（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分队）的日本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曾对中国公民进行了非人的实验，随后结束了审判并赦免了被定罪的战犯。许多前战犯后来进入自由民主党政府，导致军国主义精神继续嵌入日本权力结构。这一历史背叛解释了为何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进行真正的历史反思。

　　右翼日本民族主义者针对张纯如的的骚扰和恐吓无疑对她2004年的悲剧性去世负有重要责任。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这是这个顽冥不化群体对任何威胁其虚构叙事者的必然反应。何建明通过出版此书，自觉将自己置于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中，延续着当年由张纯如开始的崇高事业。

　　当代意义：对今天的警示

　　最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对那场悲剧的记录于当代仍有重大意义。本书是一个警示：法西斯主义并未远去。作者揭示的其背后的机制——媒体操控、民族主义狂热、对所谓敌人的非人化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盲目服从——在当今世界中仍令人震惊地存在。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力量并未衰退，反而在上升，由如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有影响力人物支持，他们倡导“以日本为出发点”的历史观，通过抹去本国不光彩的历史来激发民族自豪感。

　　这种广泛存在的修正主义产生了深远后果。它阻碍了日本与邻国实现真正和解，使日本与其美国征服者保持依赖关系。这一动态在198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日本的经济抱负通过《广场协议》被置于美国利益之下，这一经济屈从行为至今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围绕教科书、官方表态及参拜东京靖国神社（其中供奉有甲级战犯）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并非简单的围绕历史问题争执，而是创伤未愈的表现。正如一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的，东亚地区任何真正信任的建立都必须以正视过去为前提。本书对这一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需要日本方面的配合——而迄今这一配合仍被主导政治文化所压制。

　　张纯如曾呼吁日本政府向国际历史学家开放其所有战争时期档案。她说：“相信我，如果新公布的档案记录推翻了我书中的任何事实，我将是第一个承认的人。”而日本政府的拒绝行为，正是否认者心虚的最有力证据。

　　何建明的《南京大屠全纪实》是一部重要且勇敢的著作。它不仅纪念了受害者，记录了历史暴行的真相，更揭示了持续存在且危险的否认历史意识形态。书中有力论证了南京大屠杀记忆之争，实际上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这场上世纪已经开始的斗争今天仍在继续。它严肃地提醒我们：若不真实地面对历史，过去的悲剧必将重演。

　　翻译：康偲祺

　　责编：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