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六国领导人通话，并于5月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帖，要求这些国家“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否则不应参与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斡旋。这一将美伊和谈与“亚伯拉罕协议”强行捆绑的主张遭到多方冷淡回应，巴基斯坦明确表示无意加入，沙特则再次强调巴勒斯坦建国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亚伯拉罕协议”名为倡导和解，实为服务美国全球霸权 

　　“亚伯拉罕协议”于2020年9月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首次推动达成。其名称取自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尊奉的先祖亚伯拉罕（易卜拉欣），表面上被赋予了弥合宗教分歧、实现不同文明和解的象征意义。然而，从其实际运作逻辑来看，它更像是一项深刻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安排，并至少包含三重深层目标：

　　第一，推动以色列全面融入中东地区政治体系。长期以来，以色列与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亚伯拉罕协议”却刻意绕开和回避巴勒斯坦问题，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企图改变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一对多”的孤立处境，使以色列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合法性。

　　第二，构建以美国为主导、以以色列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安全体系。美国长期希望降低自身在中东直接军事投入，同时维持地区主导权。“亚伯拉罕协议”实际上承担着建立新型地区安全架构的功能。通过推动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开展情报、安全、防务和技术合作，美国试图打造一个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地区性合作伙伴网络。

　　第三，服务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竞争需要。近年来，美国战略重心逐步向亚太转移。以“亚伯拉罕协议”为抓手，通过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国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能够自我维持的中东地区秩序，从而腾出更多资源应对其他全球性竞争议题。因此，“亚伯拉罕协议”虽然打着宗教和解与经济合作的旗号，但其实质仍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地缘政治安排。

　　“亚伯拉罕协议”或对中东地区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亚伯拉罕协议”在特朗普的推动下被进一步扩展，或者说被美国强力嵌入中东地区安全框架，其影响将可能超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关系范畴，对中东地区整体秩序造成更大冲击。

　　首先，它可能加剧地区阵营化对立。中东地区长期存在复杂矛盾，若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形成紧密联盟，势必引发另一部分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强化区域内部的集团对抗趋势。近年来，中东国家普遍希望通过缓和矛盾实现发展，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就是典型案例。在这一背景下，任何以排他性联盟为特征的安全安排，都可能重新激化地区紧张局势。

　　其次，它可能削弱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政治共识。早在2002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贝鲁特首脑会议就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明确了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立场：以色列全面撤出被占领土、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阿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亚伯拉罕协议”企图打破这一政治原则，使部分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不仅将削弱阿拉伯国家集体谈判能力，而且会使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甚至空心化。

　　最后，它可能进一步恶化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环境。在伊朗看来，“亚伯拉罕协议”很可能演变为针对它的地区战略联盟。如果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在导弹预警、军事情报、防空体系等领域深化合作，伊朗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促使伊朗加强军事投入和战略防御能力，最终导致地区的阵营对抗升级。

　　将美伊谈判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违背国际关系行为准则 

　　特朗普提出的“亚伯拉罕协议”似乎创意满满，但无论从法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背离了国际关系行为准则。

　　一是违背了议题分离原则。国际谈判遵从的基本规则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强调“就事论事”。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阿以关系正常化属于不同性质的议题，各有独立的历史背景和利益结构。将多个复杂议题强行打包处理，只会增加谈判难度，使原本可以达成共识的问题被额外政治条件绑架。

　　二是削弱了相关国家的主权自主性。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的权利。是否与以色列建交，应由阿拉伯国家独立自主决定，不应成为参与其他谈判的前提条件。如果将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参与地区事务的“门票”，实际上构成对阿拉伯国家决策权的施压，违背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

　　三是不利于建立真正的国家间政治互信。国际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利益平衡，而非政治交换和条件捆绑。当一个议题被附加过多额外条件时，各方容易怀疑谈判的真实目的，从而削弱互信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美伊谈判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节外生枝行为，不一定有助于推动和平进程，反而可能增加谈判阻力。

　　巴基斯坦和沙特的立场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自觉 

　　面对美国压力，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并未放弃自身既定立场，或继续强调巴勒斯坦建国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前提，或“严词拒绝”，或“态度冷淡”，展现了自身的战略自觉和定力。

　　坚持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地区当事国和非当事国的政治独立性。尽管与美国保持重要合作关系，但在涉及地区核心议题时，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坚持自身立场，不再愿意完全接受外部力量设计的地区秩序，而是希望按照自身利益和地区现实塑造未来发展方向。

　　此外，中东国家正逐渐摆脱对单一外部力量的依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秩序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但近年来，地区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根据自身利益制定政策。作为伊斯兰世界具有超常军事实力的大国，巴基斯坦外交的战略自主已成显著标识。当前，中东国家正在探索“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解决”的新路径。沙伊复交、海湾国家间关系缓和以及多个地区对话机制的建立，都说明其更倾向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而非依靠外部力量介入。

　　最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普遍更加重视本国发展需求，而更少在意域外大国的“指挥棒”。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经济转型，卡塔尔多元外交战略，都体现出中东国家将发展与稳定置于优先位置。持续的地区冲突和阵营对抗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安全诉求和发展利益。

　　“亚伯拉罕协议”本身绝非单纯的和平倡议，而是美国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工具。特朗普试图将其与美伊谈判捆绑，反映出美国仍希望通过制度设计和联盟构建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然而，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态度也表明，当今中东已经不再是外部大国可以单方面塑造秩序的地区。随着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中东人的中东”正从愿景走向现实，而地区未来的走向，最终应由中东各国及其人民自主决定。（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教授、伊朗研究中心主任王泽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