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关系中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此前在纽约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已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开展讨论，中方确认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对话；而据美方披露，双方还就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探索重大人工智能安全事件沟通渠道等进行了讨论，并计划继续开展相关磋商。

　　无论此次元首会晤取得何种具体成果，这一进展释放出明确信号：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中美开展战略技术博弈的赛道，推进更高层面、更为务实的合作日益成为客观需要。

　　应当全面辩证看待这一新动向，切忌片面解读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双边关系。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并非面临“非竞争即合作”的二元对立。人工智能事关各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属于核心战略领域，这决定了双方的战略技术竞争态势难以轻易弱化。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深度嵌入全球互联互通的科研体系、产业链与基础设施网络，其影响具有全球性，技术脱钩与产业割裂并非可持续出路。因此，中美面临的核心课题不是消除竞争，而是在全球技术深度交融的前提下，对日趋激烈的技术博弈实施有效管控。

　　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弈，是双方长期技术竞争持续升级的最新表现。多年来，信息通信技术、半导体、数字平台、数据基础设施和高端制造业不断重塑全球经济力量格局，成为大国科技角逐的重点领域。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升级，逐步摆脱发展初期对外技术依赖，科技自主可控水平稳步提升。反观美国，则将中国在战略性技术上取得的进步误判为自身经济与国家安全威胁，相继出台出口管制措施，调整产业政策，加固关键供应链壁垒，不断加码对华技术遏制。

　　但若简单把中美人工智能互动定性为一场零和“竞赛”，容易遮蔽双边技术关系的复杂性。国家科技实力固然重要，但科技创新无法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现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有赖于跨境流动的科研力量、高校、跨国企业、半导体供应链、云基础设施、开源生态与知识交流。纵观科技发展史，一国实现技术进步，离不开夯实本土创新能力与坚持适度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封闭发展不可能实现科技的长远跃升。

　　9月23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就人工智能议题召开会议。（VCG）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竞赛”的提法并非价值中立，本身带有较强政治意涵。在美国国内，对华竞争叙事正服务于其国内产业政策，成为扩大数据中心、能源、半导体领域投资，维持监管弹性、巩固头部科技企业优势的重要舆论抓手。例如，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公开宣称人工智能是一场美国“能够且必须取胜”的竞赛，并借对华竞争的说辞，为本国基础设施投入和相关政策寻求支持。现实层面固然存在技术层面的博弈，但“竞赛论”叙事极易催生恶性互动。一旦双方均视自我克制为给对手创造赶超机会，盲目加速发展便可能成为双方的被动选择，进而加剧无序竞争。

　　这种认知偏差有可能酿成技术领域的安全困境。美方持续推出技术限制、加快本土研发布局，倒逼中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而中国正当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又被华盛顿视作竞争加剧的信号，进而促使美方出台更为严苛的管制、进一步提速研发。即便双方无意主动推动对抗升级，这种恶性循环的互动仍可能造成局势持续激化。这正是建立人工智能领域制度化对话机制的重要意义：搭建重大突发事件沟通渠道，围绕网络风险与技术滥用开展交流，就必须坚守人类主导管控形成共识，有助于防止技术竞争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避免事态升级直至超出双方管控范围。

　　与此同时，审视中美人工智能竞合还需要关注另一重要维度：两国并非单纯在同一条赛道上比拼发展速度。中美人工智能生态植根于不同制度环境，发展优先方向各有侧重，对于技术的社会价值定位也存在合理差异。

　　美国国内围绕前沿人工智能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以通用人工智能、超级智能的发展前景为重心，聚焦技术自主演进、价值对齐、人类控制权弱化乃至生存性风险等议题。中国同样高度重视前沿人工智能的各类潜在风险，并未忽视先进技术带来的隐患。但从政策导向看，中国坚持务实普惠的发展思路，“人工智能+”行动将人工智能定位为通用性核心技术，着力推动其深度融入科技创新、工业生产、民生消费、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技术落地应用与社会普惠效益。

　　当然，不宜将上述发展差异简单标签化为中西之间对立的技术理念。中美社会内部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与价值定位均存在多元看法，相关讨论仍处在动态演进当中。但这种客观差异引出一个关键命题：不同国家基于本国国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本就有着不同期待。当一方着力冲刺通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沿，另一方更侧重推动技术向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领域普及，双方风险防控的侧重点与治理思路自然会有所区别。就此而言，中美人工智能合作不能止步于达成浅层技术共识，而应当尊重各国立足国情形成的发展定位与治理路径，承认不同发展模式的合理性。

　　9月18日，孩子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人工智能展区与宠物机器人互动。（新华社）

　　正因为如此，中美人工智能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备显著全球意义。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关切人工智能领域基础设施与知识的可及性、本土科技能力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与发展的影响，以及维护自身科技政策的自主权。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主要力量，中美肩负的责任不能仅限于避免双边直接对抗。两国的竞合走向，深刻影响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究竟是走向碎片化、等级化的封闭体系，还是维护开放包容的环境，保障科技交流与多元发展道路。中美开展人工智能合作，绝不是要建立封闭的双边机制垄断全球治理，也不要求双方强行趋同，采用统一监管模式与技术发展理念。良性合作的要义在于：促使竞争保持边界、恪守责任，协同应对全球性共性风险，同时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自主权，为各国培育本土科技能力、落实本国发展重点留出空间。

　　就此而论，本次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朴素而意义重大的信号：战略竞争并不排斥对话沟通。竞争与合作并存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长期态势，中美应当摒弃狭隘的“竞赛思维”，拒绝零和博弈逻辑，防范人工智能领域滑向恶性竞争。

　　如果中美能够建立风险共治机制，持续保持良性科研交流，相互尊重彼此正当的技术升级诉求，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发展自主权，双边合作就不只是维系两国关系的稳定器，更将助力构建多元包容、规范有序的全球科技治理秩序。

　　本文作者埃德米尔森·帕拉纳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学副教授，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兼职副教授

　　翻译：马苗苗

　　编辑：李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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