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找到自己的平原

　　“我是一粒种子。”这是《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我曾经花了一年时间，废掉几万字，就为了找到它。我要通过这“第一句话”来决定整部作品的语言基调和情绪走向，确立这部小说的写作方向。

　　“平原三部曲”之间是递进关系，我期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向平原发问。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收官之作《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中原文化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平原已经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写作领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和领域。我的写作领地是平原。我说的平原以豫中平原腹地为根基，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度大，无险可守，历史上灾难深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人工开掘过的，到处都是人的痕迹。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就《生命册》而言，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着力于写他的“背景”、他的“土壤”。这里所说的“背景”，是指平原上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一路走来，身份也一直在变，从大学老师、北漂枪手到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可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走。他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条血管都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长篇我采用第一人称，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切入，“以气做骨”，在结构方式上，采用分叉式的树状结构，从一风一尘写起，有枝有杈，盘旋往复。小说时间跨度很大，有50年之久，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

　　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高速螺旋式的变化，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在平原，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着的人，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裹挟着四处奔突，过着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式、印染式的生活。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当我们吃饱饭后，却发现大地已经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人类怎么与土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再是一个老话题，也成了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新命题。

金宇澄：爱以闲谈消永昼

　　一部长篇从初稿到完成，到交付第一读者——出版社编辑，听取意见，再到出版，最后到获得读者的评论，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几年的时间。《繁花》走的是另一条路，从初稿五百字起，就开始接收网上不间断的读后感，一直伴随它到最后的完成。这是网络现场的魅力——写作是给读者读的，写了之后可以立刻被阅读，写完一段就能获得读后感，这对作者来说，是极为愉快的感受，一种始终被阅读的奢侈。

　　直面读者的方式，是西方的经典传统，作者写了一段，习惯是念给朋友听，这也是现今我们很流行的“文学朗读会”的前缘。后来一度改为狄更斯式的“小说连载”，同样随写随发，从写出第一个字开始，直面读者，整个过程都有读者陪伴。民国初年我们不少小说正是这样写的，读者同样会给作者去信，讲自己的读后感。不过，再之后写小说，我们就变为埋首于书斋的一种安静沉默的方式了。

　　在网上写小说不用真名，同样来自连载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打开的状态。作者仿佛换了一个人，那么愉快又那么迫切地去回忆，这是平常很难有的机会——忽然之间，你所有的名目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你。但你又始终在读者的关注下，每天写一节，每一节的结尾处理就会有一种现场感——作者非常紧张，又有高度的表现欲，与读者之间是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虽然《繁花》初稿经过数次改动，但成书后节与节的划分仍然保持了原貌，现在书中的每一节都是当时每一天写的，这同书斋里独自写作时每一节的处理完全不同。

　　意识到每天的更新文字，始终暴露在读者眼前，那种愉快的程度难以言表。或者说，让你产生出一种超常的谨慎和警敏，调动全身心投入，逼出自己所有的经验和力量，仿佛什么沉睡的记忆都醒过来，进入了一种更安静也更喧闹的状态里，与你的人物故事一起紧密呼吸。最佳的阶段，是你变得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不吐不快，除了赶回家写字以外，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常开玩笑说，这大概类似怀孕的感受，整个人都不对了，不过是一种幸福。

　　此外就是闲谈，就是中国传统的“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我眼中的作者和读者，确实需要这一类闲散的空间。我喜欢博尔赫斯的看法：“正如《一千零一夜》一样，旨在给人感动和消遣。”对读者来说，感动和消遣是阅读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学允许的一种方向。记录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学永恒的方向。

　苏童：从没离开这条街

　　“香椿树街”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签，我从来没离开过它，从这条街上我时常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我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因为流水不腐。有人担心这条香椿树街会显得狭窄短促，我从未担心过。我描绘勾勒的这条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而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没有喧哗权利的语言，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这条街上来。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个特别腼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卷入了一起轰动街头的青少年轮奸案，据说还是主犯。男孩的父母一直声称儿子无辜，为此跑断了腿，说破了嘴，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那个腼腆男孩多年后从狱中出来，混得不错，性格依然很腼腆，人到中年之后，我遇见过他，有机会刺探当年的案底，追问他的罪与罚是否真实公平，却始终没有那份勇气。

　　好在有小说。我把他写进了《黄雀记》。

　　小说里有自由。自由给小说带来万能的勇气，也带来了最尖锐的目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不过，读者对文字始终是警惕的，充满拷问意识的，当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时候，他们也许恰好要厘清，那是谁的生活，谁的社会，谁的思想？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技巧。

　　《黄雀记》里横亘着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切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与搜寻的方法。当然，隐喻与象征在小说里总是无处不在。《黄雀记》里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放大了看，也是几亿人面对过去的姿态。

　　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化作浪漫的诗篇。而面对过去，最为艰难痛苦的，是自我清算，这无关仇恨与复仇，自我便是自我的敌人。不过，在控告之后，至少还应该反省，至少还有忏悔。反省与忏悔的姿态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个姿态，还有可能带来一个奇迹，让我们最真切地眺望到未来，甚至与未来提前相遇。